“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至他们被捕这段时间里，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权力
除了围绕“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问题的斗争之外，还有传言说“四人帮”从沈阳军区调了两个坦克师进北京。1999年，华国锋回忆此事时说：张春桥的弟弟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事情的起因是：王洪文看到了许世友的儿子、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写给三○一医院一护士的一封密信。信中说，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王洪文把信交给了毛远新，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王洪文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毛远新说：“我给×××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
据“文革”后笔者向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证实，调坦克师只是毛远新、王洪文的空想。按照毛泽东定下的铁纪，调动解放军一个排离开驻防范围，都要由中央军委批准。“四人帮”要背着中央军委调两个师进中央所在地北京，再骗这两个师去搞政变，无异于梦呓。
虽然调动部队是空想，但给上海民兵发枪却是事实。早在6月毛泽东病重后，张春桥就与王洪文共同授意，多次催促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给上海民兵发枪。由马和徐景贤、王秀珍共同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大量枪炮，连原定入库的2万多支半自动步枪都发了下去。毛泽东去世后，徐景贤去北京向张春桥当面汇报：“已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张听了表示满意。同日，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将库存的7万条枪都发下去”。8月中旬，上海总共发枪炮7.4万件，弹药100多万发。9月27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达他的话：“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四人帮”的领军人物江青，这个时期把眼光落在了毛泽东的档案文件上。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江青从钓鱼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泽东的文件，交给毛远新。当时保管文件的是张玉凤，江青从她那里“借了两份文件去，没有归还，还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涂”。为此事，汪东兴找华国锋商量开一个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并由汪东兴封存。9月17日，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给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贴上了封条，江青晚上前来吃了闭门羹。
江青的第二招，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如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借毛泽东的遗体保存问题向华国锋发难，等等。她还提出，要毛远新留下参加筹备十届三中全会。因为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三中全会也未确定日程，理所当然地被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拒绝，要他回沈阳。
这一时期，江青还四处游说。9月末，她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讲话，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们把苹果“留在最盛大的节日吃”，把胶卷留着“照重大的政治事件”。10月1日离开大兴分校时，她又要人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从“准备学习公报”一句看，这些“盛大节日”、“重大政治事件”、“特大喜讯”应该是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一类等已经在考虑中的事。
归纳起来看，“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以后这段时间里的活动，主要是给华国锋和中央施加压力，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或者说是他们已经感到有被抓起来的危险，在做最后的挣扎。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缺少关键的力量——军队不听他们指挥，这是他们无法逾越的根本障碍。所以，他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舆论宣传、寻找文件、咬文嚼字甚至挑拨闹事等活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