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但这一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不能不让人欢欣鼓舞，那就是粉碎“四人帮”。我当时因工作关系，在外围目睹并参与了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全过程。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就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毛泽东逝世消息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另设办公室。随即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吊唁毛主席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王洪文如此动作，是企图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系，以便于“四人帮”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通知后，认为这里面有问题，立即与华国锋联系。华国锋得知此讯，和叶剑英进行了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向华国锋报告请示。
挫败了王洪文的企图。1976年9月12日，迟群等人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名义，给江青写“效忠信”：“恳切地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开了写“效忠信”的风气，为“四人帮”谋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造势。自9月20日以后，张春桥、王洪文一再与其在上海的党羽联系，陆续发出“切实准备好对策”，“要提高警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等信息。并暗中进行“抓军队”、“抓第二武装”的活动。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王洪文提出“研究讨论安排江青工作问题”，把对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觊觎，摊到了桌面上；江青则提出让毛远新留京，“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处理毛主席的后事”。针对“四人帮”步步进逼，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党、政、军部分老同志，几经互通声气，也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上日程。关于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四人帮”的谋略细节，高层下决心的过程，我并不知晓，但听汪东兴说，最先把解决“四人帮”问题说出口的，是曾经担任过康生秘书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
吊唁期间，汪东兴一直住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有一天，李鑫到人民大会堂，找汪东兴单独晤谈。李鑫悄悄地说：“康生已死，现在应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吧。”我是先从毛泽东遗体的保护问题上，感觉到“四人帮”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之间对峙逐渐表面化的。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知道遗体保护存在许多难题，他们怕担责任，同时为了嫁祸于人，都声明不参与遗体保护事宜。当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开会，商议毛泽东遗体保存的相关事项之际，“四人帮”却忙于四处活动。9月24日，江青去了南苑团河农场清华、北大的劳动点。依照保卫制度，我也跟随去了。我看见江青在团河，又是骑马，又是召集清华、北大的人谈话。然而到了9月28日，江青由迟群等陪同到昌平某地，就不再和我打招呼了。本来，住在钓鱼台或其他地方的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工作，由我们负责。这些人外出，都应该预先通知由我负责的警卫处，再由警卫值班室安排布置活动现场和路线的警卫。参与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活动现场和路线警卫的，通常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单位协同的警卫调度部署，必须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值班室下达。
可是此次江青有意避开我，让她的亲信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安排的路线、现场的步哨和警卫，这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所以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北京卫戍区，都没有参与江青出行的警卫。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却找不到政治局委员江青。汪东兴查明江青动向后，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到昌平去你知道不知道？谁布置的警戒线？”我说：“她去昌平我是事后知道的，谁布置的路线警戒我不知道，听说是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布置的。”当时，我只是觉得江青的做法不符合历来的程序和规定，但并没把这事看得多严重。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四人帮”在撇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正常警卫体系！了解高层内部斗争的汪东兴，对任何一点变化都非常的敏感。“你马上给刘传新打电话，问清是怎么回事。”汪东兴吩咐道。我随即拨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刘局长，江青等同志去昌平，是不是你那里布置的路线？”刘传新说：“是的，是她通过北京市委的人通知我们的。”我感觉出他的紧张，又问：“你们怎么没有告诉我们呀？按常规路线布置是要通过我们值班室，由我们下通知的嘛。”从刘传新支支吾吾的回答，我才品出几丝异常的意味。
据说，江青此次去昌平某部，是去进行“抓枪杆子”的活动。就在这前后，王洪文去了驻河北保定的某部；张春桥去了驻北京通县的某部。然而，军队不是那么好拉的，他们的活动都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