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造反派多如牛毛，但敢公开声称要打倒周恩来，并反对“文革”的并不多，“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便是其中之一。由于他们的疯狂行为导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造反派反对“文革”
1966年5月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一些学校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各自的”五·一六兵团“，之后合流成为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他们还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从极“左”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文革”是“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并认为“文化革命是二线向一线夺权”，因此他们要“向中央夺权”，“彻底革命”。
组织成立后，他们把组织头目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之后这些反周的兵团合流，成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王、关、戚纵容支持
1967年8月9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题目是：《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这些传单和标语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此后“中央文革”不得不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与此同时，当时发生几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红旗》杂志刊发了经关锋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第二件是，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了直接针对周恩来的“八·七讲话”，号召外交部的造反派夺权。
王力、关锋、戚本禹同“五·一六”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当时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唯一能对造反派组织发号施令的是中央文革，“五·一六”兵团之所以毫无顾忌反周恩来，显然与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纵容、支持不无关系。
1967年戚本禹公开说：毛主席司令部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主席、林总、伯达、康生、江青。公然把周恩来排除在“毛主席司令部”之外，而这也显然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整党内走资派，而不是要打倒所有的老干部。之后王、关、戚被当成“五·一六兵团”后台抓起来。不久，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号召：革命的学生要团结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此后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
清查“五·一六”运动被扩大化
1970年，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然而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打击“五·一六”的指示大做文章，极力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推向全国，搞扩大化，以证明反周恩来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制造影响并打下基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扩大化竟然扩大到了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二人被一位国务院机关的干部“咬”成“五·一六”分子。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有的地方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他们竟然把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
清查成了打击异己分子的一种手段，并演变为全国性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隔离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这场运动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