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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地方造反派倒逼中央出版《江青文选》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一度在党中央内部处于十分重要地位,江青在党内的地位也飞跃式上升,各地造反组织印发了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并想以下促上压中央出版。
“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
1967年初,中国大地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1月陶铸被打倒,中央书记处陷入瘫痪状态,由“中央文革”实际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地位。另一件事是所谓“二月逆流”受到批判,“中央文革”又取得了代行中央政治局权力的地位。
这两件事非同小可。它表明:第一,在中央内部,主张大搞“文化大革命”的势力占了上风。第二,“中央文革”的权力大增。中央下达文件,即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共同署名。第三,江青权力大增。她虽名列“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但组长陈伯达不管事,真正掌握“中央文革”权力的,是江青。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967年5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各地以下促上压中央出版
各地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看到以江青为实际领导的“中央文革”掌握了任免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大权,实际上就是左右了全国的政局,纷纷向江青讨好。
他们先是给江青戴上了“文化革命旗手”的桂冠,接着把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讲话,编印进《中央首长讲话集》中,以“学习文件”的名义印发。1968年2月,人民出版社的造反派们看到江青的地位急剧上升,以最快的速度酝酿、编辑、印刷、发行了《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共收入了江青的8篇讲话记录稿,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江青文选》就是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为基础而炮制出来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的出版,给全国各地造反派一个信号。之后,各地的造反派尽其所能地收集到不少江青的讲话,然后冠以《江青文选》的书名,在全国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发行。他们同时以下促上,用各地造反派组织印发《江青文选》的行动,压中央正式出版《江青文选》。
未能正式出版原因有三
尽管《江青文选》有多种版本,但它最终只限于在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流传而没有由中央正式出版。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如下:
第一,1969年4月,中共中央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之后,“中央文革”不再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中央的实际工作由中央政治局负责。尽管“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当中,但毛泽东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初期混乱政治局面的意图,也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当时在党内,除出版过《毛泽东选集》之外,其他任何领导人的选集或者文集,都没有出版过。江青如若抢在其他领导人之先出版《江青文选》,无论怎么说,也是太扎眼了。
第三,中共“九大”之前,各地的造反派头目在权力分配中矛盾激化,武斗事件不断,每个造反派组织在攻击对方时,除了用毛主席语录、林彪指示作武器外,还以江青讲话作武器。江青的话,实际上成了引发造反派组织冲突的导火线。而毛泽东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在此情况下,出版《江青文选》是不合时宜的,对江青本人也不利。
中共“九大”之后,由于这些特定因素,使《江青文选》终于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此前印发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仍在蔓延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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