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鲍文越（保定军校二期步科生，辽宁省凤城县人，满族）因忌恨蒋介石无端扣押张学良（张、鲍两家有姻亲关系）而以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及军委会办公厅中将副主任身份投靠汪伪，旋即受到汪伪重用，被汪委为伪陆军部长。后汪又让他千方百计搜罗汉奸部队，以作为投靠汪伪的政治资本。
“七·七事变”后，鲍文越深知原东北军在平津一带溃散滞留的散兵游勇不少，于是，他从南京亲来华北地区进行搜罗，仅几个月时间，他就网罗了各色武装近一个师。汪精卫对此大喜过望，大加褒扬。后汪听说鲍文越还有两个弟弟（二弟鲍文震、三弟鲍文沛）也很能干，遂亲自找鲍谈话，要鲍通知两个弟弟速来南京做官。
恰巧，鲍文沛（黄埔军校十期生，重庆军统局副处长）正奉戴笠密令准备潜来南京，企图策反鲍文越回归重庆。经秘密请示戴笠，戴同意鲍文沛潜伏在汪伪军政部内，伺机为军统局做情报工作。
一天上午，汪精卫夫妇特意在南京紫金山大酒店宴请鲍氏三兄弟。汪精卫多喝了几杯，有些春风得意，他竟在酒桌上当场敲定了鲍文震、鲍文沛哥俩的任职：任鲍文震为汪伪军委会少将军法处处长；任鲍文沛为汪伪中央军官学校少将教育长兼总队长。此后，汪为了显示自己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经常叫鲍氏三兄弟陪同出席一些重要场合的宴请和会见。
1942年，我华东、华中、华南等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新四军和各抗日游击区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及扩大抗日成果，急需从沿海重镇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获取日伪军政、经济情报，以便随时掌握日伪动态，为制定对敌作战方针提供决策依据，以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同时，要筛选重要机密情报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党中央，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
不久，我华中局领导人之一潘汉年同志，通过特殊关系，沟通了日伪的核心情报部门，从中获取了大量的机密情报及资料。这种特殊的秘密渠道，曾一度为江南新四军进行反扫荡和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军事保障和便利条件。1943年春天，汪伪情报头子李士群，利用与潘汉年一个特殊的“约会”场合，将潘引到汪精卫在新街口附近的官邸。那天，别有心计的汪精卫在李、潘未到之前，故意安排鲍氏三兄弟在汪的客厅内与汪及其子共吃早茶。就在潘与李士群登梯上楼时，汪示意儿子避到其他房间，然后起身迎接潘汉年及李士群。汪精卫与潘汉年握过手后，又将一旁的鲍氏三兄弟一一介绍给潘汉年。由于见面唐突，互不知底细，搞得鲍氏三兄弟十分尴尬。互相寒暄几句后遂借口有客人便告辞离席下了楼。
据鲍文震先生说，那天，潘汉年与李士群及汪精卫在大客厅隔壁的小客厅交谈。潘汉年带着一脸的茫然，在李士群陪同下下楼离去，汪精卫送到楼梯口。他握着潘汉年的手说，希望再见到潘先生。
对于潘汉年阴差阳错的突然误见汪精卫，出于潘汉年的特殊身份与所处地位，无论如何也难逃鲍文沛那双职业特工鹰犬般的眼睛，他很快通过安插于汪精卫官邸中的佣人、茶役、勤务兵、传达等特工眼线，摸清了汪精卫、潘汉年、李士群等人交谈的内容。当晚鲍文沛即迫不及待地将电报发往重庆，使蒋介石和戴笠知道了这次汪、潘误见。
蒋介石得此秘报，如获至宝。他迫不及待地以新闻媒体方式公开，将污水泼向中共。当时因此次潘、汪见面纯属偶然，并无事先约定，潘汉年是被李士群拐弯抹角骗至汪精卫官邸的，具有不可预见性，事先招呼和请示均已不可能，故华中局和延安党中央一再发表专文声明否认此事。潘汉年更在气愤之下严厉指责李士群，擅自制造此次误见。
鲍文震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他知道潘汉年先生为此卷入了悲剧之中，也感到这都是鲍文沛当年造的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