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放映的“文革”电影
说到看电影，就不能不说一说“文革”时期拍的“文革”电影。“文革”时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周恩来请江青看电影，第一天是《红灯记》，第二天是《红灯记》，第三天还是《红灯记》。这下把江青看火了。这时周恩来说了，你看《红灯记》看了三天就不耐烦了，全国人民都看八年了。于是这才重新开始拍新的电影。
大概是在1973年的时候，出来“文革”时期拍摄的第一批电影，一共四部——《火红的年代》、《战洪图》、《艳阳天》和《青松岭》。在这四部之后，其他的电影也陆续拍了出来。这些电影无一不带着浓厚的“文革”色彩。
到了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复出，掀起了右倾翻案风，“四人帮”一伙就针锋相对地掀起了一股“反潮流”的运动。所谓反潮流，说白了就是颠倒黑白。那时的文化宣传部门差不多是完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他们拍出了不少反潮流电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的内容越来越左，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到了1975、1976年，随着《春苗》、《决裂》的上演，反潮流电影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更高的高峰还在后面。
我们看《春苗》、《决裂》的时候还是十二三岁，充其量还没有上初二。讲实话，我们挺喜欢这些电影，特别是在刚看《春苗》、《决裂》的时候。喜欢它里头激烈的斗争、人物的冲突。但是对其中的所谓英雄人物则基本是不感冒，相反喜欢里头的反面人物，各种阶级敌人、坏分子。对自己身边的那些积极分子还喜欢用“想当春苗啊”、“好像龙校长啊”（龙校长，《决裂》中的主人公）这样的话来讽刺他们。
那时候我们住在部队大院里，营区范围很大，到处是树林草丛，真是孩子游戏的好天地。咱们在那里学地道战、地雷战玩游戏，宁愿挨打、挨炸都要做鬼子汉奸一派，而不做游击队一派。
说来，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特别是对孩子而言，你给他什么，他就接收什么，没有分辨力。但是人心底里对美对善的追求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泯灭的。
多年后，我们这些当年的小毛孩子长成了大人了，谈起当年自己心目中偶像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喜欢“王芳”（《英雄儿女》中的女主角）、王晓棠等等那些富有女性柔美的女明星，就连《秘密图纸》中的那个女特务都有人喜欢。饰演春苗的李秀明不可以说不漂亮，但是在我们偌大的一个大院里，那么多的小孩，只有一个同学的哥哥说喜欢她。其实我们当年就知道他喜欢春苗，人们觉得他是个怪人。
这些斗争电影看多了，也把人看烦了。“文革”早期的电影，比如前面提到的四部还讲点生产，以生产为主，到了后来差不多全是斗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胜利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文革”电影的基本模式。以至于我们后来说到电影的内容时，都用一句话给概括了，“反正都是讲阶级斗争的”。到后来，看电影成了政治任务，工厂组织工人看，学校组织学生看。工人看电影，超过了工作时间还有加班费。有一回，一个单位发票看《决裂》，有人不想看，把票给了我，结果我拿到电影门口卖了两角钱。那时一张电影票就是两角到两角伍分。在当年的单位食堂可以吃一顿不错的午餐。
在这些电影看烦了的时候，我们特别盼望八一电影制片厂能有讲咱们解放军打仗的电影拍出来。日盼夜盼总算盼来了一部八一厂拍的《长城新曲》，这电影没上演之前听说是讲装甲兵的，那更是吊起了我们的胃口。好容易等到院里上演这部片子，我早早地去占了个位置，结果电影看了一半，连个装甲车的影子都没看到，原来电影里的装甲兵在喂猪。
在《决裂》之后，又上演了一部《小将》，是根据北京那个写《小学生日记》的黄帅的事迹改编的。这部电影是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的，至于电影演了啥，一点都不知道，只在开场的时候看了一下那个女主角，不是我们喜欢的那种女孩，谁也没有再去看电影，就玩起了捉迷藏。只是散场的时候很遗憾，电影怎么这么快就放完了，我们玩得正开心呢。老师坐在位置上看电影，没有人管我们，男孩子差不多都在玩。电影里的学生在教训老师，座位上的老师再来监督学生学习怎么批斗自己，那老师是不是有病？看来我们的老师都没病，自然就不会有人来管我们了。
“文革”时期，教育战线已经给整得奄奄一息，这时候再来这么一部电影，对教师对教育更是雪上加霜。电影看完，回去还要写观后感。电影都没看怎么写？结果是大家胡乱抄一下也就了事。
《小将》这部电影上演的时间很短，没多久，“四人帮”就倒台了。
在周恩来逝世之后，不久就是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接着就下了台。这时候社会上的各种风声都很紧，也就在这时候说是有两部重磅炸弹级的电影准备上映。这就是《反击》和《盛大的节日》。但是，没等它们公演，“四人帮”就被打倒了。后来这两部片子作为批判材料在大院内部放映了一回，那天我正好有事没看成。听看过电影的人回来讲，那电影纯粹是胡编。这两部电影的拍摄地就在广州，有许多地方都是我熟悉的。走资派省委书记的家，就是在广交会的花鸟馆里取的景。花鸟馆是广交会众多展馆中最豪华漂亮的，因为怕一般干部看了它变“修”，即便是在内部开放广交会时，一般都不开放，豪华程度可想而知。
那个时期有部电影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创业》。以今天的眼光看，它当然是极“左”的，但当年却被江青列举了十条罪状不给公演。导演张天民也是够本事，居然写信给毛主席进行申诉。毛主席看了电影说，虽然有问题，但还是可以公演，罪状竟有十条之多也太过分了。
这部电影公演后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震动，让人感到振奋。以往的电影中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坏蛋，不是敌特就是为了个人利益丧心病狂的阶级异己分子，最好的也是落后分子。这部电影里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有爱国心的落后分子，最后也受到工人阶级的代表周挺杉的感召站到了工人队伍中。这电影一上演，人们就议论，是不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改变了。当年我住的地方，还有我父亲工作的单位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部电影给他们的激励特别大。
我从小到大，不知看了多少电影，但很少自己到电影院里买票看电影。真正第一次买票看电影时已经到了1992年，为的是和女朋友约会。那时广州的电影票已经要20多块钱一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