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对与日俱增的红卫兵小报的关注，不亚于此前对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的兴趣。1967年7月12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从长沙专程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文革”中出现的混乱情况，两人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周世钊向毛泽东汇报了“六六”事件，即6月6日发生在长沙的“工联”派与“长高司”派的武斗。没想到毛泽东对武斗的情况了解详细，如东塘是如何打的，河西又是如何打的，都一一道来。周世钊吃惊地问：“主席，你怎么了解得比我们还清楚些啊！”
“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毛泽东说：“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
那一堆摊在毛泽东办公桌上的小报，有些是地方上送来的，有些是毛泽东嘱咐工作人员从街上买来的。他对此看得很仔细，各不同派别办的小报都要看。这成为他当时调研的一种方法。
在阅看红卫兵五花八门的小报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出了不少问题，并采取措施制止了一些极端的错误做法。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在1967年初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突然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就问道：“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小报，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我看看行吗？”傅马上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翻开，看到一份载有“群丑图”的红卫兵小报。在这幅图中，画着两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一人坐一顶，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被诬陷打倒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一百人。画面上，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嘴里叼着一把刀子，陶铸鸣锣开道……傅崇碧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这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示意下，红卫兵们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群丑图”展平，看着看着，他把烟按灭，气愤地说：“胡来！这是丑化我们党的！”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群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然而，那份“群丑图”已随着清华《井冈山》等红卫兵小报撒向了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在那段失控的状态下，已经无力制止和改变红卫兵小报的泛滥和狂热言论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