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评论》是1947年由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同人刊物。这一点，从它的作者队伍和发刊词中可以看出。在这两本杂志的封面，罗列着60多位作者，其中有大家熟知的傅斯年、萧公权、蒋廷黻、梁实秋、吴景超、冰心、潘光旦、陶孟和、文翁灏、李长之、费孝通、巫宝三、严中平、钱实甫等人。
春节前整理书架，看到早年从地摊上淘来的两本杂志——《世纪评论》第一卷合订本的上下册，其中有一篇题为《过年》的文章引起我的兴趣。
《过年》
在《世纪评论》创刊号的第一页，是该刊发刊词，其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没有党派的背景，没有宣传的作用，本着独立不倚的精神，从事于现实问题的检讨。……自由主义，与其说它是一种主义，不如说它是一种态度，一种观点。这种态度的特点是广大的同情心，有接收新潮流的雅量，本着理智的指示，使政治经济能负起现代的使命。”
从这个创刊号的目录中，可以进一步看出该刊的基本立场和政治倾向。其中除了社论《中国需要忠实有力的在野党》之外，还有政治学家萧公权写的《制宪与行宪》，经济学家巫宝三写的《现行外汇政策必须改变》，社会学家吴景超写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都是关于国计民生的谠言宏论。此外还有两个专栏，一个是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另一个是李长之的“北平通讯”。当我翻到第一卷第六期的时候，才发现这篇题为《过年》的文章。据我所知，许多人都以“过年”为题写过文章，其中包括鲁迅、冰心和梁实秋等文化名人。相比之下，这篇文章的作者却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记者伊弁。如果说鲁迅等人的同名文章侧重于主观感受的话，那么这位记者的文章则是一种客观事实的记录：
这年头，世道既不安定，生活又很困难，一般小百姓和公教人员那(哪)里还有兴致，那(哪)里还有力量来“过年”。但是尽管社会上有不能过年的人，过年的积习至今还无法扫除。在若干年前，政府曾有皇皇文告废止旧历，不准过年。然而禁令自禁令，过年自过年。大都市的民众在“国历”一月一日虽然要虚应故事，在大门外挂起青天白日的国旗，在大门上贴一副变像(相)标语的春联，而大门以内却若无其事，照常生活。一到“农历”的腊月，小康之家从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来，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才在筋疲力尽的情形下，结束了过年的变态生活。两两相形，冷暖顿见。
这里所谓“若干年前，政府曾有皇皇文告废止旧历，不准过年”云云，对于不大熟悉民国历史的读者来说，有点不知所云，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
“新年”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宣布废除旧历改用国历(公历)，并决定把公元1912年定为中华民国元年，把1月1日叫做“新年”。但是，因为民间仍然习惯于使用农历，仍然要把农历正月初一当做传统“新年”，所以袁世凯上台以后，便把农历正月初一即传统“新年”改称“春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又再次颁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国历、废除农历。为了雷厉风行贯彻这一命令，政府还规定机关、学校、商店不得在春节期间擅自放假，否则就要对相关负责人实行严厉的制裁和处罚。
尽管政府企图用行政手段来制止民间过年，但是老百姓并不买账。因此就出现了文章中所谓“禁令自禁令，过年自过年”，以及大门内外“两两相形，冷暖顿见”的情景。
为了印证这一情景，作者谈到他在北平和成都看到的两副有趣的春联。北平的春联是：
人有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历分新旧，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成都的春联是：
冲天物价高高涨，隔岁和平慢慢谈。随后，作者还对年关将至，物价猛涨的现象作了预测和评估。他认为这不仅取决于大众企盼的国共和谈能否实现，而且还与各地的政治动向有关。因此在文章发表之前，作者又加上了这样的话：“在记者发稿时这一个年总算过了。下一个年呢？假如物价继续高高涨，和平慢慢谈，纵然还可以公说公有理，恐怕有许多人不能够‘我过我的年了’。”
值得一提的是，《世纪评论》发表这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又刊登了傅斯年的专论——《这样的宋子文非离开不可》。文章告诫南京国民政府，要想避免崩溃，必须反对腐败，而反对腐败的“第一件事便是……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