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凭他在清廷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想取清帝而代，铸成一个由大汉民族主政的曾王朝，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挟其余威，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他对昏庸腐败的清王朝也有意见，颇感不满；他的心腹和对手都曾力谏他另举大旗，黄袍加身，可他为什么会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选择解散湘军去做清朝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呢？他选择的政治人生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玄机？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1811年，27岁时，进士及第，后即被拔进翰林院，在中央任官。1849年，太平天国战争的前夕，曾国藩任礼部右侍郎。翌年，道光皇帝驾崩，大葬举殡之仪，就是由这位礼部右侍郎挑重担。这和他的抑郁的性格很一致，他办起丧事来有条不紊。
1852年，曾母去世，曾国藩回湘乡守制。在他回湖南守制的期间，太平天国的太平军已从广西出境，进攻湖南长沙。因久攻不陷，掉头转进湖北攻陷武昌。江南一带几乎被太平军席卷而入。湖南巡抚张亮基急得要命，正好这位中央高官归省在乡，便把曾国藩拉出来办团练，召集湖南各地子弟，加以训练，是一种地方义勇军，用来保乡安民。曾国藩任吏部左侍郎之前，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的军职，多少还懂得军队的规矩。
当时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兵闻风丧胆的八旗，入据关内以后，以征服者的地位，养尊处优，渐渐消磨了新兴民族的锐气。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役，清军根本不堪英军一击。从这时候起，清朝兵力的衰弱便完全暴露在民众的眼前。
曾国藩看在眼里，深深感到清军的腐败，他开始高标准、严要求地办起了独立军团即后来被人们称为“湘军”。湘军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控制他的军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1854年3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全军共一万七千多人，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团练，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军阀集团。
湘军首次出动应战太平军，曾国藩写成一篇著名的《讨粤匪檄》，说明湘军的立场。强调湘军是为卫护道统名教而战，救被掳船只、人民，纾君父之忧，慰孔孟人伦之痛，报生灵之仇，雪神祇之憾，为传统文化而战，希望忠义之士，共同奋起，被胁被陷者，自拔来归。
咸丰四年（1854）四月，出师不利，湘军一开始就打败仗。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攻打岳州，准备东下，即被太平军当头一棒，不得不逃回长沙。太平军围困长沙的两大据点湘潭和靖港，照原定计划，湘军水陆两师拟攻湘潭。但忽然有长沙乡团前来请兵，说靖港太平军防备松弛，曾国藩被乡团说得怦然心动，便亲率水陆二师和乡团会攻靖港。
这一仗，湘军水师又被太平军打得一片大乱，水勇溃散，战船三分之一被焚被掠。亲自督战的曾国藩气得在靖港对岸的铜官渚，一连三次当众投水自杀，但三次投水都不成，被部属救回长沙。可是，在曾国藩误以为大势已去，准备写好遗嘱决计四度自戕之时，自湘潭传来了另队湘军塔齐布的捷报。湘军勇克湘潭，歼敌无数。事实证明，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并未白费，长江南北总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
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是太平军出广西后在长江一带第一次遭受大创。这一仗把湘军的士气打起来了。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军达12年之久，终于在同治三年（1864）攻陷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
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湘潭大捷，长沙之围宣告解围。曾国藩在全城军民欢腾鼓舞、额手称庆之际，便和湖南巡抚骆秉章会奏“湘潭之胜”和“靖港之败”，请奖叙立功将士；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主动请罪。折中且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岂料清廷竟会免去曾国藩的礼部右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咸丰皇帝甚至御笔朱谕，大骂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曾国藩为满人出力，出生入死，一度败绩，终告大捷，所获的报偿便是如此的当头一棒。咸丰四年（1854）八月二十三日，湘军攻克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形于色，称赞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当时，便有一位山西寿阳出身的大学士祁隽藻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咸丰皇帝听了这话，为之蓦然变色良久。
曾国藩兼帅水陆两师，咸丰皇帝当初就已经对他有所戒心，曾派贵州提督满人布克慎常驻曾国藩的水师，曾召湖广总督满人台涌跟曾国藩的陆师会合。此所以咸丰帝敢于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都不给曾国藩好脸色看，反倒施以当头棒喝之因。然而，湘军此时越战越勇，太平天国将亡未亡，曾国藩的势力弥漫江南半壁江山，手上又有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
这位汉籍大学士祁隽藻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汉人，出于嫉妒，故作危语。原来他的弟弟祁宿藻是戊戌年进士，和曾国藩同年及第，但官仅做到江宁布政使，没有曾国藩的飞黄腾达。由羡生嫉，便在皇帝面前说出这句话。祁大学士等于是揭开咸丰帝的疮疤，清王朝的危机，不靠满人，而要靠汉人来拯救，在自尊心上实在说不过去。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京师首度失陷，咸丰皇帝避难热河，大清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清廷十万火急地檄调曾国藩麾下第一员勇将鲍超。曾国藩认为鲍超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不肯接受清廷的要求派鲍超北上，宁愿由他自己或湖北巡抚胡林翼象征性地带少些兵去应付一下。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强调说“势”是势在必行，“理”是理所当然，所以势所不可违，理则但求过得去，莫太离谱也就罢了。
曾国藩还写信给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胡林翼，号润之）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向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有济无济，听之而已。”由他北上勤王表示敷衍一下，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至于大清帝国亡不亡，则“有济无济，听之而已”，不关我们的事，清国事，管他呢。
1861年，咸丰皇帝死在热河，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秘密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皇帝大丧时期纳妾，也许是他故意侮慢清廷，最低限度，也是表示他目无君上，章君谷便持此种说法。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清廷的不满，在他几度上疏针砭时弊，早就痛切陈词，公然表露无遗。除此之外，他还曾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牢骚，说什么：“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此，可为愤懑！”更彰明昭著。大丧期间纳妾也好，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也好，与友人书大为愤懑也好，说明了曾国藩对清廷的不满，在私人行动上慢慢地表现出来。
据说在当时确有不少人劝他做皇帝。例如他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反而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还有他的门生、得力干将彭玉麟，在他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就曾派亲信送给他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面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他怕人看见，马上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这都说明，曾国藩的周围已放出这样的空气，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曾国藩要维持清廷，不取清帝而代，自己做皇帝，建立汉人政权的理由。
第一，从他《讨粤檄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发扬名教的人，他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这就说出他是以儒教精神来对抗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的主张。他要维持孔孟的教训，重视礼仪人伦诗书典则，就万万不敢自己取而代之，变成名教的罪人。他虽不满清廷，却不是从民族的立场来痛斥异族的统治。如从排斥异族统治这一点来打倒清廷自己做皇帝，他抵抗太平天国的理由也就不能自圆其说。
第二，他认清长期的内战，必会引起亡国之祸。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他所谓的“种子”，可以把它看作“民族革命的种子”。他明知由自己来干，不如由“一班正人”来做创业英雄。从办起湘军后，已经从满洲人手里取得他们抓牢了两百多年紧紧不放的兵权，又使清廷厉行的中央集权制全盘瓦解。他已动摇了清廷的根本，就让“种子”去把他推倒吧！
第三，从曾国藩的性格和健康上面来看，他有自知之明，也就不敢取清帝而代之。他是小心谨慎，时作反省的人；又是任劳任怨，想做完人的人。从性格上来看，曾国藩不是做皇帝的角色。再从健康上来看，五十岁起，他就患有疥癣的痼疾，疥癣发作时奇痒。又患有失眠病，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精神衰弱与日俱增。到六十岁，左眼又失明，看书下棋都不方便。这样在体力上有缺陷的人，望他做皇帝，实在有如缘木求鱼。
曾国藩既无称帝之心，就不应该拥有一支强大的湘军自重。他把湘军解散，以解除清廷对他的猜疑。但完全没有军力做为后盾，既无发言权，亦无安全感；因此，便把自己培植出来的李鸿章的淮军加以温存，由李鸿章来继承他的势力。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得年六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