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做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有67次，1922年有97次，1926年有50次，1927年有51次。
民国年间，电报非常贵，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呢？《触电的帝国——电报与中国近代史》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从1912年清朝皇帝逊位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十几年是民国时局最为混乱的时期，不过这段时间的电报价格变动不大。拿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价格来做一个参考: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这是个人业务，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可就便宜多了，只要三分钱)；通电都是骈四俪六洋洋洒洒，不长不足以显出气势，差不多都是一两千字，最长的近3000字，就算它平均1000字好了，那么算下来的话，发一封全国性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半价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封电报而已。所谓通电，就是通通都要发电报，这费用可就近乎可怕了。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视内容需求而定，一般只选择特定城市或者相关人等。比如府院之争最激烈的时候，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以伍廷芳代替，伍特意发出通电，辩称自己继任总理一职合乎程序，这份通电的范围只涉及各省督军；袁世凯称帝的时候，陆荣廷、梁启超在肇庆发出通电，要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反袁独立，其通电题头就是“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范围不出广东一境。一般情况下，小通电都是只发给各报馆，图个舆论宣传。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当时全国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两百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篇通电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有的时候，落款还会加一个“印”字，表明附有发布者的印鉴，等若背书。
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最少得花上16000元；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最少得花上32000元。平均一下，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得在两万元上下，就算是小通电，最起码也得百多元。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3000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7个一等勋章的年俸、4个议员的选票、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如果一个科员想通电发表政见，得攒上两年工资不吃不喝。
可见这通电不是什么人都能发得起的，电报局子门冲南，有事没钱莫进来。议会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通电也是一样。民国史里发通电的，不是割据一地的军阀，就是身居要位的大员，要么是影响广泛的名人，普通人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巴黎和会期间，列强罔顾中国利益，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要采取行动。最后他们决定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告诫他们不可卖国，同时通电全国，表明北大的政治态度。可是通电实在太贵，他们都是穷学生，实在出不起这个钱，只好你一块我一块地凑，最后凑出近1000块钱，刚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小规模的全国通电，最后居然还剩下300块，买了些竹布作旗帜，在五四运动期间起了大作用。
北洋政府由此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指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