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荒丘和原始森林让年轻的知青们感到惊恐。
30多人住一个大草房，睡觉时头挨头脚挨脚。谁家来了喜讯或噩耗，立即传染开来。不时哭的哭，叫的叫。晚上，一人唱歌，大家都会跟着唱，唱到半夜。后来是讲故事，讲了一两个月……
那里经常下雨，一下就是瓢泼大雨。外面一下雨，屋里就漏，漏到地面涨水，把鞋子漂起来，还长出蘑菇。住了几个月，晚上房子里老响，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终于发现原因：眼镜蛇！那是邓贤第一次见到眼镜蛇，立起来是扁的，还会呼呼地叫。白天它就不见了，大家相安无事。
邓贤在这里第一次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贫困”。原来，在他的概念里，贫困就是吃得差一点，穿带补丁的衣服。现在，他看到有一位老职工家，一间屋，三面都是竹篱笆的墙，鱼网一样的被子，没有鞋子，5个小孩，有一半没衣服，碗不够，一个盆子，去食堂端饭回来，大家围着吃。
对贫困的认识，使一度产生过“破罐子破摔”念头的邓贤心里平和了许多。
生活的艰苦难以备述。农场缺乏的，正是食物。在7年时间里，知青们喝着“玻璃汤”——只加了盐的开水。有一个叫“一碗油”的故事，邓贤是这么讲的——
1974年去山里面伐木，19天后下山，衣服基本给树枝刮烂了，我上身是赤裸的，下身反正都遮一下，比树叶好不了太多。我当时感觉是见到一个活的东西都想啃一口，确实是喉咙里面生出手来了。意外的是，在一个知青那儿居然见到一碗油，一碗胶水状的混合油，可能将近两斤吧。仗着我们关系挺好，他们可能准备吃一个月的，贡献出来了，一大堆人围着我，我把它全部喝完了，又把碗全部舔干净。
后来，邓贤的名文《一碗猪油》在多处获奖。有一位医学院的学生从生理学角度表示，人体承受不了“一碗油”。但是，邓贤说，他喝完后的生理反应是，肚子咕噜咕噜响了一阵，同时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而且这种状态至少持续了3天。
没有出路，对社会不满，苦闷，消沉，颓废，压抑，绝望，“偷鸡摸狗”，暴力，同居，混居……“你能想像的事情，都发生了”。在枯燥而劳累的生活里，邓贤同样看不到出路，但是，这个经历过抄家，遭受过歧视的青年，不愿意随大流，他盼望着未来，强烈地自制着。
到农场20天，他就当副排长。当了副排长就上山放牛。每天早上出去，背个袋子，里面装一口锅、菜和米，走很远，一直要走到后来十分出色的北京作家王小波插队的三营二连对面的河滩上。
一年多以后，不到20岁，邓贤入了党，以后，做连指导员。1974年，成为云南省“先进知青”，他在大会上做了“扎根”宣誓。事实上，1年前，上级就决定了，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他不能被推荐上学。而邓贤内心的愿望就是上大学，包括入党，都是为了读大学。宣誓令他后悔、矛盾和痛苦。
邓贤一直做连指导员。这个工作，相当于农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领导大家搞农业，种甘蔗。放牛、喂猪、煮饭、伐木、开荒、砸石头……邓贤“什么活都干过”，还“扛过200斤的麻袋”。“人家流一滴汗，我流十滴汗。”他用劳动镇住自己。他患了心肌炎，但是他还不知道，知道了当时也没有办法医治。经常出事故，他经历过5次翻车，大难不死，而且心里麻木。
性格严谨的邓贤还兼任着一项日常工作：敲钟。敲了5年钟。早上6点，邓指导员敲钟喊起床喽，7点钟敲钟吃饭喽，8点钟敲钟出工喽，12点钟敲钟收工喽，晚上敲钟学习啦，再晚上敲钟熄灯睡觉啦。
比身体更饥渴的，是心灵。读书，是邓贤最大的安慰，甚至是惟一的安慰。农场7年的青春期，甚至没有对恋爱的渴望，只有读书。但书籍是非常有限的，在没有书读的时候，他背过哲学词典，背过字典，拿马克思的书当散文读。白天，盼望晚上早早到来，因为晚上可以看书，用牙膏皮和墨水瓶自制煤油灯，晚上放在蚊帐里看。青春即便在如此困乏的年代里，也是旺盛的。邓贤说，他往往能够看一通宵的书，第二天还可以照样劳动。
渴望知识，也渴望沟通。听说谁有学问，就去拜访。北京来的知青多数是高中生，有的比邓贤大好几岁，听说他们中有人能背《资本论》，顿生崇拜，赶几十里山路去见，彻夜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