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个宝安当地的村干部也告诉陈秉安，在深圳特区建立以后，他心里依旧不太放心。在农民每天出工前，他都拿着一本花名册，让人们依次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上红勾，每天收工后，再打一个勾。
很快，这个村干部发现，这样的检查实属多余，每天出工多少人，回来还是多少人。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